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可以发现，就近代以来的西方法理学史而言，莫里森较多地突出了英国人的贡献，如在各章的标题中，可以看到霍布斯、休谟、斯密、边沁、密尔、奥斯丁、哈特等七个英国人的名字，可以看到富勒、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四个美国人的名字，可以看到德国人康德、黑格尔、韦伯、尼采的名字，可以看到法国人卢梭与奥地利人凯尔森的名字。
1924年冬天，在厦门大学执教的王振先完成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中国古代法理学》。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法理学学科体系中的西方法理学研究一直都很兴盛。
如，朱熹面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个古已有之的文本而创造的《四书章句集注》，就体现了学术之旨趣，就可以归属于学术史。因而，在学术消费相对不足的约束下，关于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不太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学科化的学术生产。但是，法理学不一样，外国法理学这个概念出现的频次较低，原因在于：外国法理学主要就是西方法理学。第一种情况是西方学者关于西方法理学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所屈从的只是抽象的主权——事实上，即使它采取了民主制的外观，最终还是体现为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等级制，或是一种君主制。
（三）憧憬未来：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前景在不忘本来、借鉴外来的基础上憧憬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未来，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到中华法制文明的这些特点，在法理学经典人物的选择方面，既要考虑其人其书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响，也要考虑其人其书对后世，尤其是对当代及未来的影响。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进行转化和发展时，在判断哪些传统文化基因能够被合理吸收时所应遵循的标准，在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的普遍观念。因为新科技时代的法治不是现代法治的自然延伸，而是现代法治的代际转型和总体升级。与此相应，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等范畴成为新的统领性范畴。
其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是对法学基本范畴，尤其是标识性法学概念和原创性法律范畴进行重构。另一方面，还需要依照此价值来调整实践，以便使之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价值的要求。
本文将依次围绕法学基本范畴新时代重构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基本途径和核心任务进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得新时代中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发展的基本指引。那么，在类型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与其他什么民主相对？它能否解决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它与代表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总之，正是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或者说激扰法学知识体系更新的环境。这种反思均衡是通过建构性解释的方法来获得的：一方面，从特定实践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价值，这个目标必须是符合那个实践的。
最后要指明的是，正因为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所以对它们的重构和更新更应该小心谨慎、稳扎稳打。法治体系范畴的原创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它是法的统治在法律的价值层面、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使得法治建设的中心工作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所以，这样一套法学基本概念范畴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完全吻合的。
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因为如果这种挑战最终成功，就会涉及整个法学底层逻辑的彻底变革。
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相反，对于含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普遍观念相容之合理内核的传统观念，则应当进行创新性改造。
合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也是构建法学知识体系时文化自信的体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这套概念和术语的影响重新得到强化。一种观点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自古有之，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尽管存在差别，但其实反映的是法治的不同版本。新时代重构民主这一基本范畴时就要从根本上铲除这种思想意识，还原一个独立的、具有主体性的人和平等的、权利受保障的民，由此吸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这些新内涵。而这种法律科学的传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起了一套大体自我圆融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因为作为一种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的作业方式，法教义学牢牢受制于特定领域的实在法，至多只能提炼并阐释某个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并建构出该部门法内的体系关系。
在2016年的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之一。建国后，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开始全面师法苏联，但苏联法学所采纳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其实与欧陆一脉相承，其基本保留了这套概念和范畴的框架，而只是对其进行了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改造。
在建构中国新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时，不能将某一种观点当作某个基本范畴的唯一理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所以，中国性与普遍性并不矛盾：中国性讲的实质是这套概念和范畴由中国学者提出，在内容上带有中国印记。言其具有中国性，是因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套基本范畴应当源于中国，即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立基于中国社会实践，并能提供中国版本的法律科学。
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吸纳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的养分，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唯我独尊。在法学国际交往，甚至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一套新的法学基本范畴或主张既有法学基本范畴的新内涵来形塑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增强这种话语体系的认同度和吸引力。其次，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研究。
中国近代历史及其法治现代化进程尽管跌宕起伏，但是大体上延续了这种近代法律科学的传统，也继受了这套概念和范畴（主要通过日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在法治之下区分出二阶、三阶、四阶概念……？怎样划分才能在各阶层上做到概念之间没有交叉且合起来穷尽全集？静态体系与动态体系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例如，我们对于法治的内涵界定与对法的内涵界定如何保持内在的一致？等等。
在借鉴西方优秀法治文化要素构建中国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应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站稳基本政治立场，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根本目的。自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
仅就概念而言，有典律法令法令法律法制礼法礼制法经法典刑统规矩轨道制度国法政法宗法等反映法的本体论的概念。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
对此，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了明确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加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这种远离先验原则而返归实在法的努力不仅来自科学的要求，也源自法教义学（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从法学话语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全面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治国理政的领域性基本方略，而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基本方略。
思想芯片就是科学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中国性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即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综上，新时代重构法学基本范畴要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既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也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当下，坚持继承性、开放性与主体性、原创性的结合，善于对传统资源、外来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跨古今和跨中西的格局下，不断推陈出新。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
因此，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不是对传统的守旧复古式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所进行的面向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应地，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也应当充分吸纳新时代的政治诉求，应和新时代的历史任务。
